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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Jun
2016

罗志田:后天下时代,“知识人”在学术与社会之间的两难

自杨绛去世以来,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这一话题持续引发热议,不少学者参与其中,申明立场。罗志田对此也很关注,“有些人说,像钱钟书与杨绛这样的读书人,是不是有义务对社会的各种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又有人说,他们有权利保持沉默。”那么,知识分子有没有这种权利或义务?在后天下时代,知识人在学术与社会间的角色定位有什么样的困境?

6月16日,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志田就“后天下时代的学术与社会”展开演讲,探讨读书人社会责任的时代变化与现实处境。

根据近代以来“天下”所发生的复杂变化,罗志田提出了“后天下时代”这一概念。古人认知的人类世界,是“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天下的范围很广阔,“是无限扩张的人类社会”。而近代之后,罗志田说,“天下出现了大的变化,在外部看,变成了世界、中国等种种概念的划分。从内部看,天下也发生了转化。原来的天下没有现在常用的国家、社会这些概念。即使有,这些字的含义也不一样。对于心怀天下的人而言,这是很痛苦的。”“后天下时代”由此产生。

“后天下时代”的出现,让读书人的社会角色定位发生了巨大转变,同时,学术与社会的关系也成了值得探讨的话题。

从天下士到知识人

“以前的读书人,从理想层面而言,永远都是天下士。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罗志田认为,过去大部分人都读经书,而经书并不是为某个地方、区域所写的,其中蕴含的是针对整个人类社会的“道”。因此,读这样的书自然不会有局限于具体区域的思考,而是理解整个世界。

而天下士理解世界的方式也主要是借助阅读。罗志田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为反例,在研究殖民地时,安德森认为西方国家是通过交通的变化来理解世界。而在中国,“而我们从来都是靠阅读,天下士不怎么凭借物质上的沟通方式就能想象世界。”罗志田说。

到了近代,读书人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转化。“从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到以知识为目的的学人。”

罗志田不太习惯“知识分子”这个惯常说法,他觉得“分子”这个称谓不太友善。他更喜欢称这个群体为“知识人”。然而无论是知识分子、知识人还是知识阶级,种种称谓都能看出近代以来读书人的一个根本转变——知识变得重要。

“过去,知识并不是读书人要追求的。人们要闻道,朝闻道夕死可矣。有治学,但本身是为了理解当下,是闻道进程中第一层次的追求。”到了近代,随着科举制取消,新学堂的办理,读书人的产生方式发生了变化,知识也成了读书群体的名称与追求。“比如大学里都说老师教学生知识,学生学习知识。现在大家也不闻道了,闻道和天下一起慢慢消失了。”

学人渐渐产生,他们的特点是“专”家,对单独的领域十分精通。在过去,“人们强调君子不器,不要学单独的知识。天下士都避免专于某一门,很多学律法、税法的都去做师爷了,在当时是不入流的,不参加科举。”而现在,“如果你没有单独的知识,人们就觉得你不是专家。”

知识分子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词汇,西方理想型的知识分子要站在政府或社会的对立面,责任是指出问题,加以批评。“而中国过去读书人的角色和西方知识分子类似,但比那个还要高”,罗志田说,“一方面,有很高学术地位的人可以选择像清朝的李光地那样歌颂盛世;另一方面,读书人还可以在社会之上或社会之外指引批评政治,甚至可以参与政治。”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天下士随时都做好了在庙堂和江湖之间游走换位的准备。“这样的士不要专门的知识,后来只要会写八股文就可以。曾国藩就是这样的士,他主要是靠八股文,他的知识都是考科举、进翰林院的时候恶补的。”

此外,对天下士与知识人来说,目光长远与否也是很大的不同之处。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过去,“远虑”的任务交给了天下士,士人有责任做出长远的思考。而后来,“知识分子变成专业的知识分子,你要出成果,出不了成果你就什么也不是。因此现在读书人变得不必思考长远的问题,你需要思考目前的问题”,罗志田说。

读书人的两难

天下士既参与天下,也做出批评。在不分“国家”与“社会”的天下时代,他们“澄清天下”,在政治堕落、社会不妙之际发表见解,促使作出社会;同时也注重修身,从而影响周围的平民百姓。“这才叫以天下为己任,到后来情况都改变了。”罗志田说。

天下士随时做好融入社会的准备,“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如胡适曾说:“读书人应该当裁判,如果社会走上轨道,那么不妨先当裁判,后当运动员。”而现在的知识人却不然。罗志田提出了一种知识上的“国进民退”概念,过去是小国,国家并非掌管一切,很多事都是民间自己承担。但是自近代以来,社会机构、组织变得精细,而民众的能力却变差了。志愿者服务、赈灾……如果没有政府机构的组织便完全一团乱麻。

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号称20年不谈政治,蔡元培提出“为学术而学术,专家就是专家”。罗志田认为,这等于“把政治拱手让给了肉食者,成了一个没有批评的政治。”。他援引吴鼎昌的一句话,“社会风气不好在于每一个人表现的不够好,这个责任就是读书人的责任。”罗志田说,“你不去议论社会问题,不去引导。君子都不出来引导那么就剩小人了。”

在学术与社会之间,新读书人面临着两难:是为学术而学术,还是有责任参与政治、引导社会。读书人到底该不该引导社会?有人觉得不应该,罗志田以陈寅恪为例。在哀悼王国维的诗里,陈寅恪写道“吾侪所学关天意”。他认为斯文很重要,文化发展和民族社会兴亡衰弱有直接关系,因而将文化传承看做人生使命。

陈寅恪

而想融入社会的人,又担忧这是否意味着“与肉食者谋”,这个时代“‘学人’和社会的关系很难处理”。“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学术很可能被社会改化了,一些不适宜的风气被带了进来。”罗志田说,最浅显的例子是很多大学老师被称为“老板”。再深一步是读书人如何表达公共关怀。“你今天看到一个学者说自己专业的事情,过段时间你发现他讨论所有专业的事情,但他未必精通于此”。罗志田说,“社会总是需要学者来说所有的事,期望学者说些话,但是学者究竟应该怎么说、怎么做,还未达成共识”。

“学术与社会的关系,最好是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他说。

他将学术与社会的关系视为文德与民德的关系。“文德上去了,民德才有提高的基础。如果民德不好,文德的提高便是无源之水;如果文德不提升,民德也无所适从。”

罗志田说,“傅斯年说过,‘如果老百姓不学术,那么民德堕落’,大学要提高学术水平,激发普通人对学术的爱好,提升民德。蔡元培也认为,大学不培养专门知识人,应该培养文化中心。” 在他看来,很多地方都没有很好的文化中心,而将大学建设成一个地区的综合文化中心对带动发展而言大有裨益。他以深圳为反面例子:“我之前在电视上看到‘深圳精神’的提法,可深圳大学连有的重要人文科目都没有。几个有钱的老师做了生意,发了财,就呼吁让大家都发财。把发财变成整个社会的第一追求,这是很悲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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