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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Aug
2016

为什么说晚期资本主义将我们变成了自恋者

作者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1943-),为当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本文为伊格尔顿对William Davies的新书《幸福产业(The Happiness Industry)》所作的书评。《幸福产业》一书的副标题是“政府和大公司是如何向我们出售幸福的”(How the Government and Big Business Sold us Well-Being)。William Davies在书中探讨了方兴未艾的正念心理学,公司专聘心理学家等现象。

特里·伊格尔顿认为,忽视不公正的社会环境,将幸福快乐视为一种纯粹的主观心理状态,这种做法不得要领。

毫无疑问,所有人都渴望幸福(happiness,或译作快乐)。唯一的问题是幸福到底由什么构成,在这个问题上道德思想家们从未达成一致,或许永远也无法无法达成一致。究竟幸福是一种纯粹的主观感受,还是说它可以用某种方式测量?一个人能够幸福却又不自知吗?一个极其悲惨的人却相信自己处于狂喜之中,这可能吗?

在我们的时代,幸福的概念已经从私人领域转移到公共领域。正如作者William Davies在这本迷人的研究里所报道的那样,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雇佣“首席幸福官”,谷歌聘请了一位“欢快的好家伙”帮助提升公司的士气。也许英格兰银行应该考虑雇佣一个小丑。幸福顾问专家会向那些被强制赶出自己家园的人提供建议,告诉他们如何调整情绪向前看。两年前,英国航空公司尝试了一种“快乐毛毯”,当乘客放松的时候毛毯的颜色就会从红色变为蓝色,这样乘务员就能看到乘客的满意度。一种名为Wellbutrin的新药声称能够减轻亲友逝世带来的严重抑郁症状。这种药据说十分有效,美国精神病协会据此认为,如果一个人因另一个人的死亡而悲伤超过两周,则可以将其作为精神病患考虑。失去亲友对人的心理健康来说是一个风险因素。(听起来很像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Wellbutrin就像书里的索麻,编者注)

考虑到精神病患在全球的显著蔓延,幸福观念进入公共所有领域也就不足为奇了。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和半数的英国人认为自己有时候会抑郁。尽管如此,在抗抑郁药问世近半个世纪以后,还是没有人弄清楚抑郁症的机制。做一份自己无法掌控的工作会增加心脏疾病的风险(与此相比,协同工作显然对健康有好处)。所谓的财政紧缩政策让人的疾病更加严重,甚至导致某些人死亡。像英国和美国这样极其不平等的国家所产生的精神健康问题,比诸如瑞典这样的平等主义国家要多得多。据估算,疾病、旷工、“磨洋工”(上班只是为了打卡)每年导致美国经济损失5500亿美元。

有证据显示,竞争氛围既会引发失败者,也会引发赢家的精神疾病,而这一现象绝不仅仅存在于体育明星身上。一个人越是追逐金钱、地位和权力,他的价值感很有可能就越低,虽然有特朗普这样的生动反例存在。美国人的文化乐观得近乎病态,因此他们倾向于对自己的沮丧轻描淡写。法国人总是觉得快乐是一种不够深刻的状态,因此他们可能较少地表达自己的快乐。他们觉得快乐是那种穿着条纹外套,戴着红色塑料鼻子,在码头上跳来蹦去一类的事情。

快乐对商业极有助益。一个开心的员工生产效率最高能多出12%。因此关于人类情感的科学——Davies称之为“对我们感受的监控、管理和统治”——成为了发展最快的操纵性知识之一。对购物行为的市场研究也发展很快,有些研究现在使用大规模的脸部识别程序来揭示消费者的情感状态。有些聪明的神经科学家宣称他们即将发现大脑里的“购买键”。

心理学能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社会因素上转移开,这一点百试不爽。2008年的经济崩溃之后,一些心理学家认为问题不在于银行而在于大脑。华尔街深受错误的神经化学物质之苦。交易员的睾丸激素过剩,吸食可卡因的银行家太多。他们因而根据交易员的脑部扫描开发出一种新药,许诺它有助于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在晚期资本主义的自恋世界中,重要的不是一个人的想法或行动,而是他的感受。因为你无法反驳一个人的感受,因此人们尽可以将自己的感受隔绝于一切讨论之外。现如今人们可以打开自我监测模式四处转悠,使用App记录自己的情绪变化。残酷且盛气凌人的老式资本主义已经让位于自我沉溺的新型软性资本主义。为数不多的好消息之一,是正念(Mindfulness)很明显可以让人发疯。

Davies承认,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对自身的批判。以前资本主义系统用怀疑的眼光看待的东西——感受,友情,创造性,道德责任——出于利润最大化的目的,现在都已经被整合进来。有一位评论家甚至建议免费发放产品,以便和消费者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有些雇主将加薪以礼物的形式给予员工,希望能够获得他们的感激之情,从而让他们工作更卖力。看起来任何事情都可以用作手段。然而幸福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自身便是目的,而不是获取权力、财富和地位的手段。从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到黑格尔和马克思这一流派的伦理思想都认为,人类的自我实现来源于美德的实践,而这种实践纯粹是因自身之故而做出的。如何获得幸福是伦理学处理的主要问题,但是“为什么要幸福”却不是它能回答的问题。

特里·伊格尔顿认为,幸福与否并非完全是一种主观感受,如果一个人深受不正义或剥削之苦,他是不可能真的快乐的,因此当亚里士多德谈到一门关于幸福(well-being)的科学时,他将其称为政治学。

这一伦理思想传统拒绝将幸福与它所处的物质环境割裂开来。人类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繁荣兴盛。幸福与我们的活动紧密相关,而不仅仅是一种私人的精神状态。我们是实践的主体,而不是一团行走的意识状态。一个经常被打得浑身乌青的奴隶或许会宣称他快乐无比,心满意足,但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不知道还有其他的生活状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幸福与否并非完全是一种主观感受。一个人可以在自我欺骗下相信自己是幸福的。然而,幸福也并非某些神经科学家想像的那样是大脑的一块物质,因此是客观的。正如Davies指出的那样,神经科学家忘记了这一点:“心灵过程”与嵌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人类行为紧密相关,目的和意图指引着心灵活动,而这些目的和意图需要进一步的阐释。

对于市场研究者和公司心理学家来说,幸福就是感觉良好。但似乎有成千上万的人感觉一点也不好,他们不太可能被心灵控制的技术说服,这种技术引诱他们工作更努力,或者消费更多的东西。如果一个人深受不正义或剥削之苦,他是不可能真的快乐的,而快乐技术专家往往忽视了这一点。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当亚里士多德谈到一门关于幸福(well-being)的科学时,他将其称为政治学。这一点对于神经科学家、广告大亨和正念修炼者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做了如此多的工作,却完全没有抓到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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